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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传会:历史的刻度:两则旧闻  

黄传会

 

2017-10-19 10:43:34  来源:(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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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报告文学《中国海军1949-1955》时,查阅资料,发现两则旧闻。在尘封的史籍前,我不觉停下了翻动书页的手,凝思。

 

稿酬论斤算

  1950年元旦,《人民海军》报上有一则《本报稿费的临时规定》:

  根据野政宣传部关于稿费的临时规定,确定《人民海军》报稿费如下:

  一、社论不论长短每篇一律按两斤猪肉折价发给;评论、重要论文、重要经验介绍,每千字一斤。

  二、一般通讯、经验介绍、论文,每千字十二两。

  三、新闻分三等:一等十二两;二等八两;三等四两。

  (注:旧制一斤十六两)

  新鲜!稿酬居然以猪肉折价?

  不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级报刊,是否也采用此种方式支付稿酬?

  为了解详情,我打电话向当年《人民海军》报的编辑赵文辉请教。赵老笑了:“有的,是这样的。华东军区海军办的《人民海军》报,是1950年元旦正式创刊的,在正式创刊前还试刊了几期。稿酬为什么要以猪肉换算呢?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地物价相差很大,而且用的还是旧币,所以当时往往是以猪肉、大米、小米、布匹作为换算单位。比如,对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军官,我们是保留他们的原薪的,也是以大米、小米来换算。我记得当时的校级海军军官,每月薪金换成小米是400来斤。”

  我问:“一篇社论按两斤猪肉折价付给,两斤猪肉当时值多少钱呢?”

  赵老想了想,说:“我当时是个排级干部,每月的津贴费是3万元旧币,基本上只能买买牙膏、肥皂等小零碎。如果买猪肉,大约可以买4斤吧。”

  我感慨道:“写篇社论能买两斤猪肉,一般新闻能买半斤肉!”

  “对,是这么个意思。”赵老说。

  放下电话,我仔细一想,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穷,军队苦,可稿酬并不低啊!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我们海军创作室的一位作家给《人民日报》写了篇不到3000字的散文,稿酬是108元,他用80元买了块日本表,给老家寄去20元,剩下的买了双皮鞋,还请同事吃了顿烤鸭。看来,知识等于财富。

 

收音机下连

  1951年的《人民海军》报,刊有一篇《收音机巡回下连的工作经验》:

  目前各单位的收音机只能发到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即使加上各单位原有的收音机,仍不能达到每连一台。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收音机,采取收音机巡回下连的办法,由团(营)的收音员携带收音机经常有计划地到各连轮流组织收听。这样做,一架收音机就可以使广大战士都有机会听到广播。例如“宁海”3团只有一架收音机,但利用此种方式,使相距近百里的连队,也能有机会听到广播。

  某团收音员到7连去组织收听,原定一个钟头,结果战士们自动要求延长到两个钟头。某团2连战士反映:“听次广播比上堂政治课还好。”

  一个连队没有一台收音机,收听广播成了一种奢望,竟衍生出收音员这个特殊行当,可见当时部队组织文化生活相当艰难。派收音员下连巡回组织收听,既传播中央声音,又普及文化知识,可谓用心良苦!

  那个时代,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文化。毛泽东非常了解亲手缔造的这支军队:多数官兵出身工农,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军队要现代化,必须学习火炮、雷达,学开飞机、开军舰。1950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指示: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战员、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初创时期的海军,装备落后,人才奇缺。那些扛步枪、打绑腿,身上还带着战场硝烟的陆军官兵,向刚刚组建的海军报到时,甚至还不知道海水是咸的。

  19514月,海军派出275名官兵赴旅顺口,向苏军太平洋舰队学习潜艇。“知道阿基米德定律吗?”第一堂课,苏军教官问学员,许多学员一脸茫然,教官耸了耸肩,“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懂,怎么学得了潜艇?”

  195261,军委决定在全军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动员全军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

  据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文化教育办公室统计,在部队的5776名干部中,初中毕业以上625人,占11.3%;初中毕业以下5114人,占88.5%,其中高小毕业以下4096人,占70%

  《干部轮训队初小算数教学效果良好》《完成速成识字教学的标准与要求》《介绍厦门基地指导作业、修改作业的经验》《怎样组织集体评改算数作业》《领导干部如何掌握目前算数教学》……看看当年下发的文件标题,便可以感受到这项工作抓得何等紧促与细密。

  海军作家杨肇林当年是海政文工团的宣传员,曾赴广东万山群岛的外伶仃岛、担杆岛、垃圾尾岛守备部队教战士学文化。他告诉我,当年“向文化大进军”的口号喊得很响,学文化成了部队的首要工作,机关和直属队派了许多干部下连当教员。听说机关派教员来,官兵们很高兴,当地的贫苦渔民也赶来听。有个广东籍战士叫梁双,学会写信后,第一封信便写给毛泽东,信中写道:“请毛主席到我们岛上来吃我们种的菠萝!”一个叫郭仁华的战士曾苦恼地说:“我真笨,毛主席1893年出生的,到今年多大了,我就是算不出来,不会列算式,我有什么用啊!”当他学会了算式,一下子算了出来,高兴得跳起来喊道:“我算出来了,毛主席今年59岁!”一个内蒙古籍的老战士王兴业学了文化后,说:“毛主席号召学文化,这是我的第二次解放,南下作战、守海岛,学会了认字、写信,给老婆写信,有悄悄话也好说了。将来退伍了,有文化好找工作呀。”

  “向文化大进军”这个口号,在今天看来或许让人觉得新鲜,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何以将学习文化当成首要工作?但对于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广大指战员来说,这犹如“第二次解放”,文化在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工作质量,同时,也在提升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标杆,那么,细节就是刻度,既标示了过去,也参照了当下。或许这就是历史细节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新湘评论》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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