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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衡:诗歌语言漫谈  

梁 衡

 

2017-11-28 18:22:17  来源:(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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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罗雪村绘

 

    诗歌的技巧也确是很多的,研究的人根据诗歌艺术的特点,总是注重意境、比兴、格律等等。但是我以为首先强调的应该是:准确。

 

    诗歌的语言的确是美的,初学者常常为它所陶醉,于是便去追求华丽而激昂的词藻;诗歌的技巧也确是很多的,研究的人根据诗歌艺术的特点,总是注重意境、比兴、格律等等。但是我以为首先强调的应该是:准确。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好像一个人,先得会走,才能会跑、跳。诗歌创作的一切技巧,如比兴恰当、夸张得体、对比鲜明、音调和谐,甚至构思新颖等,都离不开准确。可是翻开我们的刊物,一些错字、病句屡见不鲜。一些作者的语言基本功不硬便去追求特殊的技巧,结果常常弄出笑话。长此下去,必然影响诗歌艺术的发展。

  怎样做到准确呢?首先得思想清楚。就是说要旗帜鲜明,主题突出,内容不能含混模糊。这就是列宁所引述的:“只有思想清楚的人,才能够说得清楚。”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几句诗:

  日想总理情难收,

  夜梦总理心潮涌,

  甘洒碧血写春秋,

  发指鼠辈入冷宫。

  这是一首怀念总理,痛斥“四人帮”的诗,但最后一句在说什么呢?按字面可以有这样几种理解:一、发指,怒发冲冠;鼠辈,“四人帮”;入冷宫,下台。就是说对“四人帮”被赶下台这件事,作者并不高兴,而且表示愤怒。二、入冷宫,原指嫔妃的失宠,后引为冷遇。“四人帮”的覆灭被说成冷遇,当然不妥。三、“发指鼠辈”是“鼠辈发指”的倒装,就是说“四人帮”对自己被冷遇感到非常愤怒。这三种解释无论哪种大约都不是作者原意,但从字面上看,只能这样分析。

  为了说明问题还可以再举几例:“雷锋精神蔚成风,八亿人民都是螺丝钉,拧在‘四化’机器上,日日夜夜转不停。”是螺丝钉转不停,还是机器转不停?再看,“谁说铁人在大庆,咱说厂厂有铁人;谁说大庆在塞北,咱说处处有大庆。”难道别的地方有铁人、大庆,而大庆、塞北反而没有铁人、大庆吗?前者反映作者思想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后者则是思想不严密,顾此失彼。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首先是作者的思想不清楚,没有对所要表达的思想、事物进行仔细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急于诉诸形象,抒情言志。不错,诗歌艺术,是形象的艺术,但是一切形象必须是在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形象思维虽不同于逻辑思维,但它却是以严密的逻辑思维为基础的,以己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

  第二,语言要清晰。就是说,要合于语法修辞,不能生造硬编,引起疑义和误解。看这一节诗:

  透过那流油的土地,

  闻到了金秋稻谷的香甜,

  殷红的高粱擎起了支支火炬,

  雪白的棉朵似锦云相连。

  这四句是作者在开荒时想象将来的丰收,我们可以看出“闻到”“香甜”还勉强说得通(严格讲甜也是不能闻的),但后面的殷红、雪白、火炬、锦云等这些颜色和形象,只能诉诸视觉,怎么能闻呢?作者在造句时犯了动宾不符的错误。忘了“闻到”后面的话虽然分成三行,但仍然是没有说完的一句话。比如毛主席的词《沁园春》中曾有这样一段:“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看”字后面共有七句,但都是视觉范围以内的事物,都没有脱离“看”这个动词。

    又如一首写鹅毛大雪之中行车的诗句有:

  大雪,如飞的车轮挡不住,

  狂风,只配给咱鼓劲喝彩。

  这第一句的意思应是“大雪挡不住如飞的车轮”。但作者为了追求和第二句的形式协调,改成现在的样子,这一改却改成了一个宾语提前的句式,改出来一个新的意思:“如飞的车轮挡不住大雪”了。这就产生了误解。

  我们承认诗歌的语言是特别注重修辞技巧的,常有省略、跳脱、突接、倒装、借代等现象,这些似乎是和语法矛盾的,但实质上并不矛盾,因为它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来运用,根据上下文的关系,不但能正确地表达原意,还能产生更生动新鲜的诗意。这是一个基本功问题,我们只能在首先掌握语法的基础上再去研究修辞,在首先做到准确后再去求生动,决不可耍花架子。否则,反倒露出了破绽。

  第三,用字要准。如果说前二条是一切文学作品都应遵循的起码要求,那么这一条就是特别对诗歌提出的、更进一步要求。因为诗,是以少胜多的艺术,要在极短的篇幅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必须字字珍惜,千锤百炼,这就是诗歌创造中常说的“炼字”。

  常碰到一些这样的诗句,内容、语法上都无甚大毛病,但细推敲开来一些字却欠妥帖。如:

  曙光中,备耕的人马出动了,

  连温室的谷种也忙着抽芽、出泥。

  我们常说种籽出土,谁说出泥?从全诗来看这两个地方都是因为韵脚的需要,宁肯违反常情而去生造词汇。韵倒是对了,字意却不准确了。

  诗歌语言的准确性,说到底是个个性问题。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世界上相似的东西可以是很多的,但完全相同的东西却是绝对没有的。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语言,相似词可以是很多,但绝对的同义词却是非常少的。否则它们便没有同时存在的必要。比如“波浪”和“浪波”,好像都差不多,但前者偏重于指“浪”,后者偏重于指“波”。这两个词各有其自己的特点,表达着不同的境况和感情。至于波浪、波涛、波澜,我们一一细品就更见其差异了。因此文学上曾有所谓福楼拜的一语:“不论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要把它表现出来,只有一个唯一的名词;要对它赋予运动,只有一个唯一的动词;要对它赋予性质,只有一个唯一的形容词。我们应该去苦心搜索,非发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可以满足。更不可以因为这种搜索非常困难,就用随便的词句来搪塞了事。”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发现诸多事物特有的个性。你看,这是多么艰苦的事情,又必须找到那个唯一的词,又要合于诗的韵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这个要求是最基本的,但又是最难的。语言大师们的功夫正在这里。他们靠着自己纯熟的技巧,丰富的知识积累,一次又一次地搜索着更适合的字词。这个最准确的字一旦找见,全诗便画龙点睛,焕然生辉。我国诗坛上传为佳话的“推敲”故事就是这样。可是在现实的创作生活中一些作者常常知难而退,为了押韵就把“波浪”改为“浪波”,因为不肯割爱,某句虽有一二字不妥也就凑数塞责。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宁肯冲破韵律或者重制新句,也要求得用词的准确。

 

(《新湘评论》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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