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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放:以“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新经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高 放

 

2017-11-28 18:22:17  来源:(201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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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即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的十二大以来所确定的一个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历届中央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扶贫攻坚计划。

  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为什么扶贫任务还如此艰巨,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制度还不够完善,短板局限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要打通扶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所以,湖南省怀化市委、市政府大胆改革,简政放权,把有关民生的51项权力下放到乡镇,由此而引发了怀化市、县、乡、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创了“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一条符合生态文明时代发展的新路。湖南所总结的“四跟四走”就是“资金跟着贫困人口走,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手走,致富能手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这条精准扶贫的新路实际上就是当今农民专业生产合作化的新路。由此,必将大力快速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不仅可以脱贫,而且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放眼神州大地,自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后,我国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据统计,到2015年底,八年间已经发展到1531105家,社员总数已经达到4159万,超过全国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我看到这个喜讯之后特别兴奋和激动。因为我早在1954年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全校科学讨论会上作过《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报告,该文获得全校优秀科学论文乙等奖,后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单行本,发行6万册,这激起了我对研究“三农”问题的兴趣。2009年为迎接60周年国庆,我又应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前沿》之约撰写了《建国六十年来工农联盟的发展》。我在文末提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逐步实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市化和农民工人化市民化,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最佳方案应是实行土地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制的新型农业合作社,推举贤能负责生产经营”。当我看到怀化市总结出的“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实践经验,正是我七年前设想的解决“三农”问题方案的具体化,我内心深感欣喜万分!怀化市把国家扶贫资金遵照贫困户民意,通过与致富能手组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采取合伙入股的方式,交给致富能手管理运作,发展市场需要的农业产业,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前提下实现贫困户脱贫,进而使农民达到共同富裕。

    农村这种农业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发展,不仅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大转变,而且还会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拓展和巩固,进而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大变化,这将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证明了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体制变革也就难以发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197812月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由于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才能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农村撤销政治经济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实内容。没有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也就没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同样如此,今天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精准扶贫,也必须首先在机制上和体制上做文章。因为,制度的短板局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局限了精准扶贫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打不通,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如果单纯从经济上去寻找局限精准扶贫的原因,是找不准的,只有从体制上去寻找实现精准扶贫的途径,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根本。怀化市精准扶贫首先是从制度上、从体制上去寻找切入口,这样就牵住了“牛鼻子”。完善体制和制度,精准扶贫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湖南“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意义所在。

    怀化市、县、乡、村制度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随着乡镇体制与机制的变革,怀化农村的集体经济出现了新的合作经济形态。这种新的集体经济的形态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经济的新发展。这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农村经济新发展的新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善于把握这种新的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引领“三农”的发展。

  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在农民土地私有制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缺乏科技的大力支持,急于把农民的土地和各种生产资料都集体化。1956年,中国农村急于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1958年又急于超前搞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于科技水平低和“剪刀差”的存在,实际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推行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关系不和谐,必定带来生产方式的不协调,农业生产力难以快速提高,农民生活难以改善,贫困户无法脱贫。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先是从调整生产关系开始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1978年改革开放后,1980年撤销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把农业的生产权和经营权交还给农民,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农村经济再实行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当今在土地已经国有化、集体化,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业专业化生产、集约化规划、规模化经营、市场化销售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农民承包的土地责任制不变,但是,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合作化生产,组成股份制公司,这样,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新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适应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这与60年前的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以前的集体经济,农民把自己私有的土地上交给集体。而现在的土地使用权还是归农民享有。第二,现在的集体经济是以发展农业产业经济为目标的,个人享有经济权利。发展多少,收益多少,分配多少,农民都心知肚明。而以前的集体经济却是完全归集体所有,个人只有到了年终才得知能分多少。第三,现在的集体经济以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为指导,产品要满足社会需求,要丰富多彩。为此,要发展绿(传统种植业)、蓝(把海洋藻类植物引入江河湖池种植)、红(畜牧业和禽业)、黄(五谷加工业)、白(微生物资源农业,农业工人要穿上白色大褂,在洁净的车间生产蛋白质农场奶品)五彩农业,主要供应全省、全国以及出口,全盘规划、互通信息、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以前的集体经济单一性、分散性、小规模,主要是满足当地、小范围的需要。第四,以前的集体经济是在蒸汽化、电气化科技水平下发展,那时农业现代化只能得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化学肥料等的支持。当今的集体经济是在信息化、基因化的最新科技水平下发展的,许多农民都拥有智能手机,可以联络四方,获得各种信息。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的运用将加快促进现代化、社会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基因工程的进步对于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更是前景无量。可见,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全面振兴农业的通途。农业得到新发展和大发展,农民可以就地工人化,农林可以就地城镇化,“三农”问题从而得到根本解决。

  怀化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都是自愿组合的股份制企业,因而与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改革开放近40年后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就是从农村个体经济自愿向新集体经济的转变。这是生态文明时代、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农村经济新的时代特点,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有的人之所以会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政治制度改革,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要推倒社会主义制度重来,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只有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弥补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板,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包括怀化市等一些地方的“四跟四走”精准扶贫,就是一场新的改革开放的开端。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胡应南同志新著《创新之路——湖南省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通过发现和剖析湖南怀化这一典型,阐述了体制改革和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行性,因而升华了“精准扶贫”的重大、广泛的社会意义,这是有关农村改革问题的探索。探索要取得成功,一定要深入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不仅是当前精准扶贫的捷径,而且也是长远振兴农业的通途。马克思早在1864年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已指出:由劳动者“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联合劳动”合作社,“给予多么高的估计都是不算过分的。”“要解放劳动,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我国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必能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中所体现出来的体制改革、集体经济的新集合的历史性规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历史现象,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必然。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积累40年扶贫攻坚实践经验而探索出来的新理念、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从制度文明的意义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带来了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的出现,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会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们实施精准扶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实质上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怀化市“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的成功,使我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更加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湘评论》201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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