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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用例话----揽文治史之道(四)  

陈 晋

 

2017-06-19 09:25:43  来源:(2016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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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鲁之心,何以“相通”?

  毛泽东读鲁迅的书,共鸣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样“相通”,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鸣。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文化,由此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生代”,毛泽东在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理论成果,原本的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代表人物中,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化领域;胡适在文化领域的作为虽然不小,但其思想轨迹显然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条路子;也只有鲁迅,依然在文化领域不断战斗,不断前进,且思想轨迹同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都特别重视通过文化革命推动文化转型,倡导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读鲁迅著作,在这方面获得共鸣,实为必然。

  二是在透彻分析中国国情问题上的共鸣。

  鲁迅和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是“主将”,一个是“前卒”,他们都饱读诗书,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旧中国社会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旧的思想道德都作过分析和批判。对几千年封建压迫,鲁迅概括为“吃人”,毛泽东概括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绳索。他们都注重对中国社会进行思想启蒙。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早年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学术与人心”。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社会进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毛泽东很欣赏鲁迅分析批判中国社会问题时,在方法上的深刻辩证,事实上这也是他和鲁迅的共同特点。

  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322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的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的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一直宣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个性上的共鸣。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毛泽东提炼概括的鲁迅这种精神个性,正是他在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气培育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在毛泽东身上,人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精神个性。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勇的个性,他立场鲜明、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个性等等,和鲁迅颇为相近。基于此,他读鲁迅著作,很欣赏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观点,说“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很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很欣赏鲁迅“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说法,表示“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笔著文的战斗方法上的共鸣。

  毛泽东在战斗方法上与鲁迅的共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杂文的欣赏和评价上面。鲁迅一生写有17部杂文集,宣称自己的杂文是对准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这些“匕首”和“投枪”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因为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毛泽东特别欣赏并提倡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在195912月至19602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他谈到这个战斗方法时,举了鲁迅为自己的杂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他就出了一本《三闲集》;有人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调集》;有人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说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一本《花边文学》;有人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要求《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一本《准风月谈》;有人骂他是堕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笔名改为“隋洛文”。

    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针砭时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懂得和运用了辩证法。在1957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与会者多次谈到鲁迅杂文的这个特点,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自觉加以运用,这才使他的杂文“很有力量”。在会上,有人说写短篇杂文难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甚至猜想,鲁迅如果还活着,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但一定还会写杂文,对现在的一些事情,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设想,自己退休后,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当然也包括写杂文。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一些报刊撰写的大量时事政论,不少就是出色的杂文,其风格,也颇似鲁迅。

 

(《新湘评论》2016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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