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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用例话----揽文治史之道(五)  

陈 晋

 

2017-03-20 19:17:16  来源:(201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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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一篇读罢头飞雪”

   “二十四史”是毛泽东读了一生的书,也是在他手中最为沉重的一部书。

  新中国成立前,未见有毛泽东保存全套“二十四史”的记载,他的阅读,多为单本篇章。1952年,他添置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后,遂开始有计划地完整阅读。可以确定的是,对这部四千万字左右的大书,他是完整通读过的,有的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为方便读史,他还促成“二十四史”的整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毛泽东一生好史。用他1964年《贺新郎·读史》中的自陈来形容,恰似“一篇读罢头飞雪”。

    史家阅读情怀

    毛泽东读史,方法很灵活,总是联系到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补充阅读其他书籍。比如,19641229日,他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并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三垂冈》一诗,后经查实,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其实是广义的说法。配合读“二十四史”,他时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宋、辽、金、元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中,先看哪一本,后看哪一本,他也有一定套路。这从他1962年读几本史书的顺序透出些端倪。这年920日,他要《宋史》,工作人员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23日,他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推测,这段时间可能是在研读《宋史》。在读《元史》的时候,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二十四史”和读“通鉴”“本末”,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体的,能起互补之效。

  对“二十四史”,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有的看了许多遍,像《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少看过五遍以上。在不同场合,毛泽东从不回避,甚至有意彰显他所拥有的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情怀。

  1959528日,他送一本《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要他读其中的党锢传、董卓传,读《三国志》里的曹操传、郭嘉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等。毛泽东还对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较有意思,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1964512日,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又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

  19653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并在封面上还具体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1975年,他已经病魔缠身,仍然坚持读“二十四史”,有8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留下他用颤抖的笔迹写的“19758”“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一千多年间逐步成书,虽体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编纂背景、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各不相同,各书在史料的准确性、史识的深刻性、史笔的生动性上,也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读原著,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

  可举两例,来体会他像历史学家那样的阅读旨趣和见解。

  关于《后汉书》。毛泽东的评价是“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这里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贤注有《后汉书》,唐代的颜师古注有《前汉书》(即《汉书》),宋代的刘攽是治汉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泽东读两部《汉书》,很关注后人的注解。他对颜师古注的《前汉书》,评价不是很高。曾说过:颜师古在注文中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毛泽东称赞李贤,是因为李贤注《后汉书》,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补充原著的不足。刘攽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史部分,并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毛泽东读《后汉书》,显然注意到刘攽的按语,甚至可能参照《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故有所比较,觉得刘攽治汉史,有超过前人之处。

  关于《三国志》。毛泽东特别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个批语中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确,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后,不断有他未用过的史料被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这些新史料来注释《三国志》,所注文字数量,几与原文等同,引用魏晋人著作达200多种。

  记录和反映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读“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和勾画,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等。总体上说,毛泽东阅读、批注、评论、运用“二十四史”,所传达的远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怀,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鲜明立场。他的读史立场,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阶级史观线索

  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是毛泽东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运动线索的一把钥匙。从他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述,可知他这个一以贯之的读史立场。

  1926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学员听课笔记,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兴衰作过以下分析: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说中国历朝兴衰的集中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主要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代表农民利益”和“代表地主的利益”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失败者常常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成功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或靠代表农民利益起事,随后又去代表地主利益了。在大革命时期,如此勾连历史线索,和毛泽东着眼于农民运动这个现实需要有关。

  1939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线索更为清晰,也更有理论深度了: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新湘评论》201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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