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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用例话----揽文治史之道(六)  

陈 晋

 

2017-04-19 15:47:10  来源:(201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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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的那段论述,更多的是以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那么这段论述,则主要以理论家的身份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使用的也是相当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几乎是在同时,说明毛泽东当时论述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和他从理论上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到晚年,立足于阶级史观读谈“二十四史”的立场,越发鲜明强烈。凡被“二十四史”当作“贼”“匪”“盗”“寇”来描写的历代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他都给以很高的历史地位。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看得很细。读《旧唐书·黄巢传》,还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

  1964年,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以诗论史,把他用阶级史观线索来贯穿“二十四史”的感受,作了更加精练和鲜明的提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二十四史”的内容,以“几行陈迹”一言蔽之;“五帝三皇”的内容,以“骗了无涯过客”一言蔽之;阶级史观的内容,以“彼此弯弓月”一言蔽之;数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毕竟要从盗跖、庄屩、陈胜、吴广这些底层造反者说起。

 

国家民族立场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常常带着浓厚的情感,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统一,关注中国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虽不断经历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但总体上倾向于统一。对此,毛泽东有过整体的评价。1975530日,他让芦荻给他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人物传记,随后发表评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不仅鲜明表达国家统一立场,还提出对历史上的某些分裂局面,也应该从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作辩证分析。对汉末以降几百年的动乱和分裂,史家评价不一。毛泽东的看法则别具一格。1975618日,他同芦荻具体谈到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看法,其立足于国家民族立场的读史情感,展露无遗:

  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此番论述,有史有论,高屋建瓴,不能不说眼光独到。

  正是基于国家民族立场,毛泽东一向主张为历史上担受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人“翻案”。

  关于商纣王。毛泽东多次谈到,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关于秦始皇。毛泽东1958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多次讲: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焚书坑儒,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但也主张作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关于曹操。毛泽东推动为曹操平反,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据大乱之时统一北方、改革时弊、发展生产方面的贡献。西晋陈寿《三国志》推崇曹操,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贬损曹操。对此毛泽东多次作过分析。19581120日在武汉同陶鲁笳等人谈到:《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那么,这个“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泽东认为源于封建正统观念。他19592月同林克谈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批判分析方法

  所谓批判分析,是指不是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阅读立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所写内容,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强烈不满。

  第一个不满,是“二十四史”所写内容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他1975年同芦荻谈话时明确表示:在“二十四史”里,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倡,文艺创作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所针对的,就是“二十四史”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观和历史叙述理念。

  第二个不满,是认为即使是写帝王将相,“二十四史”的许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举了不少例子来表达此意: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不过,毛泽东并不因自己的这两个“不满”,就反对读“二十四史”。事实上,也只有熟读精读,且分析批判,也才能提出不满其颠倒历史和虚假描述的理由和依据。1966828日,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他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说得更清楚:“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

 

(《新湘评论》201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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