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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成熟的“阵痛”(上)  

陈 晋

 

2017-05-18 19:38:33  来源:(201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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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成为领袖人物,经历了好几道难走的坎。每跨过一道坎,都意味着他和他的团队经历了一场难熬的“阵痛”,随后向成熟迈进一步。

  1929年春天到秋季,红四军内部爆发的那场大争论,是毛泽东遭遇的数得上的一道大坎。和渡过的其他难关不同,这次碰到的不是来自外部或上级的压力,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下级的信任危机。还原这场风波中的人和事,有助于体会毛泽东走向成熟前不可避免的“阵痛”,理解他被历史选择的累积过程。

 

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什么风波?

  毛泽东和朱德19291月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失去根据地的依托,军情紧急,陷于被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停止办公,将其权力集中到前委。这个举措是为便于机断决策,却也埋下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种子。

  糟糕的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屡遭挫折,官兵对领导层生出不少议论。4月初,又收到上海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形势做出悲观估计,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部队。毛泽东没有同意,但来信动摇了他和朱德在部队的凝聚力,队伍不好带了。5月初,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来红四军工作,提出红四军有两派,一派拥护中央,一派反对中央,官兵们的思想由此更加混乱。随后,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随即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不要管其他事,这等于是下级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限制前委的领导权。这又引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红四军成立以来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争论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前委和军委如何分权?在前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如何区别?党的领导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红军的任务是否只是单纯打仗,流动游击?建立根据地是否只是地方的任务?红军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还是长官说了算?毛泽东的态度很鲜明:军委和前委分权后,“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自由受限制”,这些都是错误的。

  6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想解决这些争论。毛泽东写给会议的书面意见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这次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照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引起刘安恭强烈不满;毛泽东关注的一些原则问题,却又在争论中不了了之。由于毛泽东执意离开前委,朱德、刘安恭又是争论的当事一方,会议委托陈毅主持前委工作,筹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临危受命的陈毅随即让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写一篇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以供党代会讨论。

  68日的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争论激烈化和复杂化了。林彪在会前三个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劝其不要离开前委,还含沙射影地非议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喜欢“拉拢下层”“放空炮”,朱德讲话爱提裤子,也被他说成是“游击气息”。林彪的这个表态,有意无意地把领导层的争论引向人际关系和个性作风。刘安恭在会后则四处游说,坚持设立军委,说毛泽东不愿分散红军,还取消军委,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自己请求离开前委是为改变环境以“得到相当的进步”。朱德的意见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响下面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原则,但不同意毛泽东主张的“党管理一切”这个说法。

  以上四人的不同意见,事实上毛和林相同,朱和刘接近。这让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左右为难,只好把他们的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6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自讲明观点,也对别人的质疑作些解释,党代表们则自由讨论,对几位领导人提的意见很多。最后,陈毅代表前委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他对毛泽东提出四条口头批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原则,具体做法要靠自己来创造;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毛泽东总讲党管一切,实际上是说没有你这个前委书记来领导红四军就不行;有家长制作风,朱毛两个人吵架,我们这些人不好办;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怎么会没有发言权呢?说错话可以改嘛。

  有了陈毅的表态,会议给朱德“警告”处分,毛泽东对这场争论应负更多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改选前委时,陈毅当选书记。这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主张。

  毛泽东最后表示:陈毅对我的批评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这个表态,确有政治家风度。但毛泽东毕竟骑虎难下,不好再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便带着几个人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后来说,这是遭到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红军,去当老百姓。其心之憋屈,可想而知。果然是积郁成疾,得一场大病,一度化名“杨先生”住进山洞。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病去世,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明实情,还发了讣告。

  那段时间,毛泽东心里实在不好受。99日重阳节那天写诗说,“但看黄花不用伤”。因为有真伤感,才说不用伤感。只是后来事过境迁,才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

 

毛泽东处于走向成熟的路上

    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整体认识水平。大革命失败后的起义高潮过后,初创的红军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如何处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怎样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各地都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四军,都处于探索、观察和选择之中。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实际遭遇比预想的要困难,远在上海的中央对红四军的命运估计一度倾于悲观。红四军内部自然滋生出种种不好的倾向,诸如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创建工作,希望“走州过府”;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军事主官的权威;拒绝“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自下而上的民主”。

    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谁领导红四军,都必然会爆发众声喧哗的争论。

  毛泽东在争论中站位确实要高一些。他敏锐地注意到,表面上是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之争,实际上是党组织和红军的关系之争。他把争论上升到反对流寇思想,反对悲观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等倾向上面,确实抓住了要害。他鼓励争论,是觉得争论不彻底,也不利于这些原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后来常讲,挤破脓疱才好治愈,让各种意见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知是不是从这场争论起就受到的启发。他高人一筹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理解,却促使他深入思考,决心争论下去,直到问题解决。

  正是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毛泽东突显了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性格。

  毛泽东固然有军事天赋,但他的职位毕竟是红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具体的军事指挥按理是由军长兼军委书记朱德负责,在官兵们的印象中,朱德的军事经验也比毛泽东多些。那时的中心工作是打仗,在毛泽东的军事权威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前,红四军官兵习惯由军事首长直接指挥,多数人由此觉得,毛泽东停止军委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是“书记专政”“管事太多”“家长制”。这说明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部队里还没有形成习惯。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和他当时的领导作风也不无关系。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毛泽东的四条意见中,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是讲错了;但有的批评却并非空穴来风,如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问题。红四军在前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确实显得重叠,毛泽东决定停止军委办公,虽属适应实际之举,但事起仓促,未顾及朱德感受,不能算周到。毛泽东屡屡不满军委和前委分权,还说他这个前委书记“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这多少也给人“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的负面印象。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会,朱德等人请他回来参会,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行事,被陈毅主义视为眼中钉。陈毅让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朱德等人自然不高兴,命令毛泽东必须赶回来开会,同时又给他送去一个“警告”处分。陈毅从上海回来,写信给毛泽东说,中央对争论已有正确表态,请他回来主持大局。毛泽东仍难解开心结,回答说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这个答复,“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与年轻时便养成的强悍性格有关。在1921年给彭璜的一封信中,他就坦陈“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这些自我解剖之语,很能反映毛泽东为人处事的个性,对他后来在党内的沉浮不能说没有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原则性强,敢于担当,在逆境中不随便低头,拒斥“乡愿”之俗,不做违心之举。负面的影响是,既然是不为私计的“主义之争”,一旦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就乾坤独断,要干就听我的,否则宁肯辞职也不迁就,确有些家长制领导作风。尽管毛泽东的才干能力是能够胜任前委书记的,但还是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被部下“造了反”,不能不说与他当时的性格局限有关。在这方面,毛泽东真正成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新湘评论》201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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