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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成熟的“阵痛”(下)  

陈 晋

 

2017-10-19 10:43:34  来源:(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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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年轻气盛的革命精英

    大背景导致会有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是否必然发生呢?比如说,如果红四军前委先在领导层内部议出相应共识再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层,更不是号召大家来“努力争论”,思想混乱程度会不会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领导机制和领导艺术,做到这样是可能的。

  可惜红四军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还在探索过程中,围绕某个决策公开争论是常事,甚至被当作同旧式军队的区别所在。参与者萧克回忆:“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发生这场风波,还与红四军领导层整体上年轻气盛有关。最大的朱德40岁出头,毛泽东35岁,刘安恭刚刚30岁,陈毅只有28岁,林彪才20岁出头,基层党代表们则大多同林彪的年龄相仿。毛泽东尚且还在向成熟迈进,要求这群既年轻气盛,更心高气盛的革命者客观冷静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让他们有话憋住不说,更难。换个角度说,这或许正是红四军以及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创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间总是礼数备至,一遇矛盾便打着哈哈绕着走,红四军恐怕也难成气候。

  还有,尽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团结,红四军才有发展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个人因素难免会推波助澜。比如,让军委停止办公,事实上等于弄掉了朱德的军委书记职权,如果再有人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组织原则(比如刘安恭认为不设军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办),或下沉到个人品质(如林彪指称朱德“好讲大话”“拉拢下层”),又没有特殊的权威来集中意见,争论势必会漫无边际,成为缠绕复杂的一团乱麻。

  总体上说,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有闯劲,却难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精英。设身处地从几个主要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虽然夹杂着个人意气因素,大体也是事出有因。

  先说朱德。

  他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毛泽东高度一致,具有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作为红四军军长,又是军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认为指挥打仗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视党对红军的领导作用,只是觉得应该克服前委包办下级党组织事务的倾向。而且,既然是一个军,按中央规定就应该有一个军委,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你不能说朱德有这个想法全然没有道理。朱德为人忠厚,在争论中也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认为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立刻表示,“过去的那些话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毛泽东在延安时说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或许就积累有对朱德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的认识。

  说说陈毅。

  他本是毛、朱之后红四军第三号人物,刘安恭来后降为第四号。陈毅在争论中试图调和折中,这样做,主观上是为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是没有支持正确主张,甚至是压抑了正确主张,陷入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的尴尬境地。被大家推举出来代替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自然希望把意见集中起来,却又不得不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的批评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态,毛泽东落选也顺理成章。陈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实汇报争论情况,周恩来认为在大原则上毛泽东是对的,选掉他的前委书记不妥,陈毅立刻意识到自己有错,并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他又写信给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

  说说林彪。

  作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官兵中很有影响力。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倍感温暖,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林彪支持毛泽东的理由虽然谈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于真诚,不能说当时就在投机。当然,其中确实也夹杂着对朱德的成见,表达意见的时候还使用了一些贬损朱德形象的词汇,这反映他当时的政治水平和胸怀格局。林彪会打仗,战功大,即使后来他叛逃摔死,这也是党内领导层的共识。要命的是他的胸怀格局确实不宽,也爱记仇。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本来是批彭德怀,他异乎寻常地大批朱德,说朱德不承认毛泽东是领袖,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名声大功劳不很大等等,这些话让在场的许多高级将领震惊。在1929年的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并没有陷入来信的成见,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最后说说刘安恭。

  他上过云南讲武堂,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上很懂行,到红四军工作确实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同朱德早就相识,又都是军事干部,有共同语言,两人更接近一些属情理之中。但他机械地执行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又深受苏联红军“一长制”的影响,属于典型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初到红四军,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便立即“偏于一面”;一当上军委书记,就要求前委少管事,有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味道;取消临时军委,他最想不通,不服气,有牢骚,把争论扩大化和复杂化。这些也都是事实。他后来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是很尽职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战斗中牺牲,殊为可惜。朱德很怀念他,在延安对人说起刘安恭,称他为优秀将领。

 

危机中的领袖选择有一个比较过程

  毛泽东后来复任前委书记,既与中央支持有关,也与红四军七大后的实际遭遇有关。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陈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难,后来回忆,“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于是,他借赴上海开会之机向中央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问陈毅,你可以代替毛泽东吗?陈毅明确回答说“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挂帅。

  陈毅到上海后,红四军这个摊子便留给朱德一个人来支撑。他既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还要管地方,而部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实在是应付不过来。10月间,他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还是像此前召开的七大那样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两天会议什么都定不下来,甚至讨论程序问题就花很长时间。代表们各说各的,谁都做不了主,最后还是要请示中央再定。会后,朱德又被迫执行中央不切实际的命令,率红四军去打广东,结果得不偿失,损失了几百人。如果毛泽东当时在,按其性格或许会硬着头皮顶回中央的错误命令。朱德体会到做“大当家”的难处,越发觉得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陈毅不久从上海回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评,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要求部队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陈毅1123日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由此将迎刃而解。

  毛泽东是19291126日回到红四军的。陈毅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则向朱德、陈毅等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来信中对他的批评,还说红四军开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指打倒“陈毅主义”)。1128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

  毛、朱、陈三人坦然释怀,嫌隙消失,使这场争论风波尤如分娩前的“阵痛”,终究迎来瓜熟蒂落的时刻。192912月,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树立起一座至今闪着光芒的丰碑。这场争论的理论总结,就是“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名篇。

  解读这场风波,让人感慨良多。

  一般说来,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在工作和事业顺利的情况下,且不会出现严重责任和后果时,激化为个人意气和对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会影响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如果发生在危机中,发生在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尖锐分歧和隔阂。在危机时刻,在众声喧哗而又难以定于一计的情况下,毛泽东那样的主张,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才干,很难掩隐,自会大放光彩。反过来说,一个团队越遭遇困难,越面临危机,越是需要能够果断而正确行事的权威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被人们选择的人,就可能成为核心的领导。当然,要做出正确选择,难免会有比较,有争论,有“阵痛”。

  毛泽东在红四军不可动摇的地位,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经历这场“阵痛”后,也在政治艺术、军事指挥和理论认识各方面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所谓领袖来自实践,为历史选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新湘评论》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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