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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去所偏,归于一是”  

陈 晋

 

2017-10-19 10:43:34  来源:(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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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夏天,毛泽东遇到一件难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决。

  6月中旬,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送来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发现所列各项开支,缺少军队和中央一些单位的预算,便写信给林伯渠提出两点建议:“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凡中央、军队和地方的预决算,“一概包揽,为之统筹”。

  边区政府负责“掏钱”,在财政安排上自然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毛泽东着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军队各方开拓局面,则希望保障供给。“掏钱”和“用钱”,所处位置不同,对预算的要求难免各异。如果资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而问题恰恰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要统一认识,必须想别的办法。除了边区政府主张的“节流”,还需设法“开源”。

  正是在如何开源的问题上,以高岗为书记的边区党的中央局,和以林伯渠为主席、谢觉哉为秘书长的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难以置身事外。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盐运政策。边区北部盛产食盐,其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如何把边区北部的盐运往南部外销,成为开源的关键举措。高岗等人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还成立以高岗为主任的运销委员会,各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财政收入见效明显,却难免增加边区群众负担,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林伯渠、谢觉哉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才能减轻民赋,体现施仁政的方针,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而不应该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行动。

  双方争执不下。原则上,高岗和边区党的中央局是最高决策机构,而高岗又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本地干部的代表,加上年轻气盛,又自恃政策见效快,也就没有设法同两位革命老人很好沟通。林老、谢老则毕竟代表边区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前辈,提不同意见,多少显得有点居高临下,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感觉高岗等人不为他们的异议所动,两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径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党政之间的矛盾,不是小事。毛泽东处理此事的难处也显而易见。为缓解边区财政困局,他支持高岗等人的做法,不同意改变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但又不能无视林、谢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减轻税赋的初衷,更何况,二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想来想去,他选择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来化解这场政策争论。

  从1941724日至8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给谢觉哉以及林伯渠写了10封信,还数次长谈,谢觉哉这期间则向毛泽东报送相关材料数万言。

  毛泽东化解这场争论的方法和步骤,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态扩大蔓延。毛泽东叮嘱林、谢二老,“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说自己的不同意见外,勿对他人尤其下级人员说不同意见,以免影响执行与造成更深的分歧”。显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控制争论范围,以防扩大矛盾,影响大局,动摇现行政策。

  ——劝二老全面客观搜集材料。“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这是从判断事物的方法论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待盐运政策。此后,谢觉哉确也从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搜集了不少盐运政策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亮明态度。毛泽东表示,现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也就是说,在现行政策失败前,要允许高岗他们去试,“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事实上,在现行政策还没有明显失败之前,谁也无法证明另外的选择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岗等人换位思考。林、谢二老反映激烈,高岗这边也不是没有责任,比如是不是充分了解和尊重政府那边的意见,是不是及时发现和解决盐运政策执行当中的不足。为此,毛泽东督促高岗他们及时同二老沟通,“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还把谢觉哉反映盐运政策弊端的材料转给高岗等人,提醒他们,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高岗等人立即组织调查,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承认运盐工作确实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

  ——自己调查研究,掌握财政经济的运行规律。毛泽东这段时间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边区和国统区两方面的经济材料。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开会,几乎每次都要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和盐运政策,还正式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商谈边区经济工作。这些做法,为统一思想提供了认识基础,准备了决策条件。

  ——向林、谢二老表达研究边区财经的心得和观点。毛泽东告诉二老,要打破边区财经困局,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当然,毛泽东也说自己的见解或许还不深刻,二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在认识渐趋一致的时候,再从思想方法上开导林、谢二老。毛泽东担心二老碍于面子或心情,难从心底里接受自己的观点,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了下面这些话:“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又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这些话,词意恳切,跳出盐运政策的是非,态度也谦恭有礼,对林、谢二老的触动不难想见。

  最后,毛泽东在8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做了系统发言,涉及盐运政策的争论,他正式表态:“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后面这两句话显然吸收了林、谢二老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增加群众负担,主要反映在“劳役”问题上,“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争论就此结束。

  毛泽东平息这场争论的逻辑很清楚,其领导艺术尤其值得体会。

  第一,在评判和制定政策上,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在毛泽东看来,官督民运的盐运政策尽管带有半军事化管理性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边区的现实有此需要与可能,不能因政策有缺陷而改弦更张;再说,政府没有一点半点的强制是维持不下去的,任何政权都要有相应的权威。林老、谢老的意见忽略了现实的需要与可能,没有考虑全局,毛泽东没有吸收。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考虑全局也不能不考虑群众负担的轻重,负担的轻重是否适当,怎样调整,却是需要在实践的推进中逐步完善和解决的。不仅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提出新的政策来补充和调整。比如,到了1942年,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由此出现了“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样的话。毛泽东及时提出新的政策,精兵简政,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边区经济困难局面。可见,正确的政策总是在有了实践经验后,逐步调整、创新和提炼出来的,并且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

  第二,在人事关系上,毛泽东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高岗他们实施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缺点与问题。确实站在了领袖人物的高度。在边区党政双方逐步统一思想后,毛泽东继续重用林、谢二老,又先后派懂得经济工作的南汉宸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调李维汉去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有组织能力,会处理党政关系,此后的事情办起来就顺利多了。

  第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和“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这两句话,堪称对待工作分歧,化解思想情绪的法宝,最值得一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万无一失的事,有的只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很多方针政策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优化结果,往往只有在着眼全局,掌握全部信息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出正确研判。不谋全局者有所偏颇很自然。解决分歧的关键和标准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毛泽东殷殷期望林、谢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是去其所偏;让高岗等查实盐运政策执行中的弊端,完善官督民运办法,也是去其所偏。“各去所偏”,双方便有往中间之“是”靠拢的可能。

  实现“各去所偏,归于一是”,还需要具体的过程和方法。有时候,虽然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辩论常常会让人们强化原有的成见,真理最终不会通过辩论产生,更不易通过辩论形成共识。根子在于人皆有成见。有的成见是囿于立场,把先入为主的看法当作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如果为坚持成见争吵起来,会动肝火,形成意气,在意气挟持下的成见难免成为偏见。去其所偏,就必须改变认识角度,站在成见的反面去思考,因为智者千虑,也可能有一疏,当人们提出驳疑的时候,大可想想,别人为什么不同意。随着思想方法的进步和胸怀境界的提升,随着实践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摆在自己的面前,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今天就可能认为有问题了。如此一来,“归于一是”便有了可能。

  毛泽东深知,哪怕是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也都是常人、凡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性情,遇到工作上的磕碰分歧,也会激出一“气”来。有的分歧之所以难得泯灭,恰恰碍于各种“闲气”的阻挡和遮蔽。古人虽说“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但胸镜之尘总是有的,修养之法在于自觉拂拭。所谓拂拭,便是让“闲气”如浮云飘过,代之以求“是”之心,这样一来,“各去所偏,归于一是”之手,便可来扣动心扉了。

 

(《新湘评论》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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