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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泽东支稿费看延安知识分子待遇  

陈 晋

 

2017-11-28 18:22:17  来源:(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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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122,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又专门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周扬是否动笔对此书作了修改,不得而知。《陕甘宁边区实录》于1939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时,版权页上,只署有总编“齐礼”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1.5元的稿费。全书10万字左右,算下来150元不是一个小数。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150元可以分别购买1153斤小米、750斤猪肉、15000个鸡蛋。

  延安在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是多少呢?据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舒湮写的《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0.25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给《陕甘宁边区实录》发稿费,不是个例。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时就实行稿酬制了。1936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编辑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征稿信,便申明“备有薄酬”。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里也说,“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1937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还明确讲,“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8年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征稿时基本上都讲明有稿酬,有的还标出具体标准。如19408月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的《大众习作》,登出的“约稿”里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大众习作》属基层刊物,影响力自然比不上中央机关办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标准,不会是高的。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该书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具体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政制和组织、统一战线、抗战动员、群众团体等情况,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191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获得的特殊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到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的边区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延安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安排在边区先后创办的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学会,诸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会等等。文化艺术方面的团体、剧社、俱乐部、协会和自办刊物,就搞得更为热闹了。

  关于待遇。虽然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苦,但延安对精神劳动的尊重,绝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赞美,而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了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生活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方面体现相应差别。

  例如,就在毛泽东给周扬写信谈到每千字1.5元稿费标准的19391月,八路军总部开始实施《各级津贴之规定》。这个规定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等,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土、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1元。这是前方作战部队的标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些军饷。毛泽东193823同苏联军队代表安德利亚诺夫谈到:目前八路军共有8万至10万名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击队和在边区的后方部队),但蒋介石每月只发50万元,仅养活4.5万人,平均每月每个士兵只有4元至5元。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兵员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薪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薪5元、连长发3元。

  在陕甘宁边区的后方机关,1939年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共划分为五级,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五级1元,发给勤杂人员、战士等。这样的标准,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国统区的老朋友写信借钱,以救济四川家乡的老母。

  1939年前后,延安知识分子又享受怎样的待遇呢?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19378月全民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

  音乐家冼星海1938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很快他习惯了,在1940321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鲁艺”的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这很让人惊讶,“鲁艺”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

  此外,1938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7月第1版,第121页)。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8月第1版,第43页)。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1940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

  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1941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全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19412月,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边币,发行之初,边、法币的比价是一元当一元的。不久,边币的比价便开始下降,到19426月达到3.2元换此前使用的法币1元,到10月间,便稳定到了边币2.1元换法币1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1942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这个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同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各类技术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其中规定,医药卫生技术干部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元至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及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此外,文化人如果发表文字作品,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

  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优待,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例。1941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720日日记载,718毛泽东和他谈话时,萧军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一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

  答应给萧军一万元路费不久,而813,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10来个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一万元。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中央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最近读到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口述者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一直在领导或中央机关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边上一家起名胜利食堂的饭馆学厨,有时也跑堂。他说: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他们来吃饭,都引进里屋的“雅间”。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看来那时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不久,组织上又派李耀宇到离延安较远的一家纺织厂门前开一个小饭馆,当时的菜价是: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有天晚上,一个知识分子带女友来吃饭,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要了两碗汤面。临走结账,花了25元。

  考述延安这段往事,不觉唏嘘。历史学家钱穆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求答案。”的确,人们追根索源地思考问题以至列举曾经发生的事例,经常都是寻找理由的过程,所反映的其实是对历史的评判,对现实的认识。既然是找理由,就应该找最好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出发点当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来,但事情似乎也不只这样简单。它至少还说明: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是向往、追寻、融入,进而最终去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始就奠定的优良传统。三,在经济收入和物质待遇上,党从来反对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四,知识分子投入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业中去,并作出贡献,就会得到理所当然的尊重。

 

(《新湘评论》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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