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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2017-05-18 19:38:33  来源:(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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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我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是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那就是说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所以,我认为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刊印

 

赏析

 

    2016927,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本期我们刊发邓小平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推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董振瑞的赏析文章,以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董振瑞

 

    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传承。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观察和深入分析。他的这一观察与分析,集中体现在《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文中。在这篇深刻影响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经典文献中,邓小平不仅高屋建瓴、纵论天下,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得出这一攸关中国战略全局的重大论断的呢?

  先说“和平”问题。严格地说,所谓“和平”问题,应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即:世界大战是否“迫在眉睫”?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靠不靠得住?世界性的和平局面能否得以实现?等等。进入新时期以后,围绕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准确判断。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于1984年以后——以这一年为标志,美苏关系开始由之前的僵冷对峙演变为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东西方关系出现松动,国际局势呈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重要观点。其主要观点有:第一,打世界大战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的国家“没有资格”,但这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两国的原子弹和其他常规武器足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家所进行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包括美苏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西欧、东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虽然分别同美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盟关系,但它们都不愿打仗,而且其独立自主的倾向都在发展,因而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第三,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11亿人口在内,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中国发展起来了,就能更好地延缓战争、维护和平。据此,他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虽然战争的危险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再说“发展”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南北差距的持续拉大,以“南北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市场面临着日益迫切的“出路”问题,其进一步发展也受到明显限制;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其生存状态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邓小平对此认识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如果南方国家得不到适当发展,北方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而且,相较于“和平”问题,他将“发展”问题看得更重,并认为它是“核心问题”。

  基于上述因素,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认为它们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就此,他还十分形象地说道:“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战略判断,不仅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也紧紧抓住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潮流,并准确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对新时期我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科学命题。此后,关于时代主题的这一重大判断,得到了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坚持和重申。而且,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情况,我们党还为这一重大判断赋予了更为丰富、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内涵。以此为理论渊薮,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复重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又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庄严承诺”,从而又为这一道路赋予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深刻内涵。

  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和平发展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符合周边国家利益,符合世界各国利益,我们没有理由去改变它。”他还一再强调,“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关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在继续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要把世界机遇转变为中国机遇,把中国机遇转变为世界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相向而行,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负责任大国,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对外扩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确保我们长期致力维护的和平大局不受破坏;等等。他还强调:“要善于审时度势、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机遇、创造条件、驾驭全局,在复杂形势下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关于中国如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针对这一尤其为国外特别是一些老牌西方强国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习总书记在反复重申中国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同时,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条件,作出了新的回答。其主要思想观点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方案”占据道德高点;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与各方关系的全面发展,确保中国周边及全球的战略稳定;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等。就此,习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

  实践证明,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既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传承,又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现实针对性,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争取一个对中国发展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无疑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新湘评论》2017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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