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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权威  

(1872-1873年)

恩格斯

 

2017-11-28 18:22:17  来源:(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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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现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187210月—18733

  载于1873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

 

赏析

    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党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任务。本期我们刊发恩格斯的《论权威》,并推出董洁的赏析文章,旨在引导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恩格斯于187210-18733月写就的《论权威》,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日益兴起迫切需要权威,而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权威的大背景下写就的。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权威的定义、权威存在的客观性以及维护权威的重要性等提出了十分深刻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写作背景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尤其迅速,垄断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与之相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凸显,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私人化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些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从1825年开始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危机爆发使得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起来斗争的运动随之兴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64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时代。恩格斯的《论权威》就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阶级矛盾趋于尖锐的大背景下写就的。

  从写作的直接动因看,恩格斯写作这篇短文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宣传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任何权威,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恶劣影响,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无产阶级运动也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巴枯宁,利用巴黎公社失败、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加紧对第一国际迫害的机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的中央执行机关。18729月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错误,并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但巴枯宁没有善罢甘休,纠集追随者召开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权威主义大会,拼凑起“反权威主义”国际。为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性、反革命性,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恩格斯在多次与马克思通信后,写出了《论权威》,提出了自己的权威观,从理论上对权威的本质与重要性进行了深刻分析。

 

主要观点

  关于权威的定义。恩格斯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很显然,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权威的规定性,权威不受个人意志支配,且以服从为前提。这说明了权威具有强制性和服从性。从根本上看,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约束个人自由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权威要求人们听从支配,不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一个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作业;一个战士,必须无条件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军法惩治。同样,一名公民,也要积极遵守社会公德、公民道德,不得违反法律。

  关于权威存在的客观性。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威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没有权威,活动就组织不起来,越是复杂的联合性活动越需要权威。正如恩格斯所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恩格斯还用铁路、航行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委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还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了权威的客观存在性。这不是一种乘客对铁路管理者、客人对船长的简单委托关系,而是处在一定社会阶段的人和人之间合作的本质规定性。当然,列车长、船长个人的意志或权威是以其背后的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规程为基础的,绝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意志,个人的意志或权威仅仅是执行制度或规程的表象。

  关于权威的好坏。恩格斯认为,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而改变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权威是个好东西。至少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实践表明,没有权威的社会容易陷入无序,没有权威的社会组织将不成其为组织。

  关于权威的消亡。恩格斯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很明显,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劳动只是为了更加快乐的情况下,权威才会消失。因此他批评反权威主义者,指出他们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和未来走向消失的社会基础,而且对那些无端反对权威、罔顾历史阶段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现实性抨击。

  关于维护权威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思巴黎公社失败的基础上提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哪怕支持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这实际上说明了维护权威、运用权威在革命年代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启示

  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样化变革势不可当,同时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守成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色彩愈加突出、新兴大国面临成长的烦恼,如何给地球村村民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成为摆在全球各国领导人面前的紧迫课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渐次展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助推发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党的事业出现新气象。当代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一句话,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领袖的权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也都曾特别强调权威的重要性。当下,全党同志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新湘评论》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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