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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敬之:三百多年过去,他还在影响着中国  

向敬之

 

2017-11-28 18:22:17  来源:(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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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多年过去,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清廉淡泊、莅事忠勤、苦节克贞、鞠躬尽瘁的作风仍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廉政建设。

 

追寻天理良心

  于成龙在私塾就朗朗而言,政者正也。进入仕途,年近45岁。这并不能说明他才能不济,在八股科场上苦熬。他参加科考很早,崇祯十二年(1639),22岁的山西永宁人于成龙到省城太原参加乡试,但见考官在考场公然受贿,徇私舞弊。他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资格虽在,名实不副,却影响了于成龙要为天下公平正义和百姓忧乐去说话与奔波。

  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继续储能修身。此后几年,风云变幻,朝代鼎革,于成龙算不上前明遗臣,但他有国家发展的概念和识见,他要参与王朝大断裂之后的社会秩序重建与人类本性引导,而不自拘于满与汉之间的族群纷争。这与单一的民族气节无关,但见一个优秀士子经世致用的襟怀和气度。顺治四年至八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四年,不意乡试落榜。此后家中接连变故,兄长老父相继亡故,家境窘困,于成龙只好担起养家重任,但他仍不忘进取,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入国子监进修,毕业出仕。

  于成龙以明经谒选吏部,由连举人都算不上的最高学历副榜贡生获授广西罗城知县。也就是说,于成龙进入仕途,并没有耀眼的学历背景,遑论进士举人,就是这个副榜贡生还是在前明所得。他虽然得了一个七品县官的实缺,但那时的罗城,离京两千里之外,还是局势未稳的蛮荒边地。家中窘况,亲朋劝阻,于成龙未必没考虑过,但他毅然离妻别子,勇敢地赴任。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成龙出仕之初,便以“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为己任。这是他的终极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寻。

  《清史稿·于成龙传》说:“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民犷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于成龙上任伊始,寄居于关帝庙中,带病理事,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推行保甲制,缉盗安民,奖励耕种。他在罗城为官三年,通过一系列举措,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了有效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为官初任,却造福一方。两广总督卢光祖以罗城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向朝廷报告:“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人事练达,堪称卓异。”

  执政为民,只要你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你的突出治行,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拥戴、上级的重视。于成龙出掌遍地穷县,一无政治靠山,二无经济支持,三无特别文凭,但他的赤诚之心、勤干之才、廉正之风,成就了他堪当重任的良好基础和执政理念。此后,他被迁四川合州知州,后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再擢武昌知府。职务在不断升迁,辖区在不断内移,但他一以贯之的执政成绩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当初于成龙的选择,是继续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来堡村做个私塾先生,洵洵终日,垂垂老矣,而不去生活艰难、盗患丛出的地方受苦,那么中国历史上必然会少了一个以“天理良心”为处世底线的清官廉吏。

 

如何创造廉能第一

  于成龙年过不惑出仕,任官于落后地区,并不蛮干,而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民情,请求革除旧弊,招揽百姓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仅一月时间便将百余人口的地区扩展到上千户人家。治理盗贼严重的辖区,他勇敢地扑下身子,深入村落微服私访,遍访民间隐情,遇到盗贼以及其他可疑案件,就按其踪迹抓到案犯。他为百姓办实事,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敬重和拥戴。

  “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盘踞湖南,煽诱湖北诸县山民响应。于成龙不以因工作过失遭有司商定革职而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积极遵从上级安排,单骑专赴麻阳招抚。正是由于他的能力出众,勤恳无怨,成为了治理地方工作的一把好手。

  康熙十五年十月,于成龙继母过世。继母对他有抚育之恩,二人情感很好,按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湖广总督蔡玉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在当时,如果不是非常时期,不是特殊人才,由皇帝下旨在任守制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许多在朝的大学士,如果父母亡故,也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一年。

  康熙十七年六月,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史料并未胪列他的治绩,但从他的顶头上司、福建巡抚吴兴祚等集体给他的评价来看:“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徧济病囚医药。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人,资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办案迅速,用词精准,一扫往日诉讼刁钻的陈弊。他还经常捐助监狱口粮和病犯医药,却明令禁止下属送礼。尤其他顶住压力,对地方官员不顾连年兵祸,以通海罪名屡兴大狱的“通海”事件,力争重审,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给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他以“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同事的激赏。

  按理,按察使虽是巡抚下属,但按察使往往监督、掣肘巡抚的行政执法,很多时候二者关系是不和的。但是,吴兴祚却领衔以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向康熙帝报告,得到的回复是:“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同时,任命于成龙为福建布政使。足见,于成龙以卓绝的工作实绩,赢得了上司与最高领导人的敬重和信任。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于中丞》,写的就是于成龙“好微行炯知民隐,摘发盗贼”的故事。于成龙对待案犯,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他在词讼、断狱方面,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症结。他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无论硬件软件,最根本的一件是执政文明。如果执政不文明、不廉政,必然会影响当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严重影响到当地百姓分享政治文明、民生权利、社会权益。虽然于成龙执政为民,还在封建专制时期,但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了百姓受益、同事好评、中央肯定的显著廉能。

  于成龙无论在艰险的偏地,还是在内地或者沿海,耻于尸位素餐的庸官做法,而是真抓实干、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地服务于治下百姓。在当时,必然有不少地方、衙门的负责人,得过且过,庸碌无为,像个停摆的闹钟,不拨不动,拨下动下,甚至拨了不动,从而导致当地的民生工作纯粹看其是否情愿、是否乐意,导致许多管理工作不积极,不少百姓生话不安定。更有甚者,像福建“通海”一案、内地缉盗之事,如果不是于成龙冒着凶险去争取,或平定,那么不知会有多少百姓受到法律不作为、社会不稳定的威胁。

  当初,于成龙在家境窘迫的情势下,毅然前往百废待兴的罗城负责重建,未必料到日后会成为知州知府、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但他的每一个脚印,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廉政路上。他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实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有过偏听的流言蜚语,但他人到中年才开始、直逼古稀的政治人生,还是一路走着亮堂,成为今日中国廉洁执政的一个榜样和一面镜子。

  虽然当时还没有执政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的说法,但在以书生报国的于成龙的实践中,确实让老百姓看到实惠和幸福。这样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一种明显的执政担当,一种实现“政者正也”的崇高理想。

 

执政坚持制度化

  康熙十八年,于成龙在福建藩台任上,发生了一桩著名的事件:向康亲王求罢莝夫。在此事中,于成龙并未因巡抚吴兴祚曾专疏向康熙帝举荐自己,而顺承妥协。

  当时,康亲王杰书任奉命大将军,领数万名八旗骑兵驻扎于福建,与台湾郑经作战。八旗子弟懒惰,哪肯干铡草喂马的苦差事,于是向民间征集劳力,到军营里铡草。对八旗官兵来说,民夫当然多多益善,根本不考虑地方上的承受能力,一征集就是数万名,严重地影响到数万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也让各级官府头痛不已。

  朝廷曾下令禁止再征莝夫,但骄纵的八旗子弟,自恃特权阶层,又在为国打仗,仍想继续征调莝夫。统帅康亲王虽比较开明,但考虑到军队的利益,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求,再次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照旧派夫。这就激发了一起严重的军民矛盾。

  巡抚吴兴祚把康亲王的手谕转发给闽县、侯官等地知县,要求按谕执行,但巡抚衙门并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知县祖寅亮、姚震等人揣测到巡抚的真实意图,就以需要请示为由,拒绝执行康亲王命令。八旗官兵聚集到县衙闹事,逼迫知县派夫。百姓听闻官兵继续征夫,停业罢市,聚集街头,群情汹汹,大规模的民变一触即发。福建地方官员聚会商议,准备向康亲王请命。

  布政使于成龙领衔向杰书上了一封公开信《公上康亲王求罢莝夫启》,请求收回成命。同时,于成龙又以个人的身份,上了一封《再肃上康亲王启》,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无论是公函还是私信,于成龙都是拿出了朝廷的规章制度,委婉地和大权在握的亲王说理。杰书一看事情闹大,官民都反对自己照旧派夫的命令,在收到官吏们的公开信和于成龙的私函后,决定作罢。

  单论杰书的奉命大将军职权,节制辖区督抚,掌握生杀大权。然,于成龙勇敢地为老百姓说话,不顾自身安危,因此得到了康亲王的尊重和赏识。第二月,康熙帝下旨,于成龙内调畿辅要津,升任直隶巡抚,当时还没有直隶总督一职。

  身为“治官之官”,高级干部,于成龙正己而律下,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至直隶任上,下车伊始,便严禁州县私加火耗、馈送上官节礼。针对官员附加征税、送礼成风,于成龙及时奏请朝廷,形成制度化的惩罚条例,以防“将来道府必怀投鼠忌器之嫌,而隐忍养奸,法纪颓靡”。

  他总督两江,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

  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严格执行制度,不给侥幸心理留余地,以“加严处分,以肃法纪”来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贫困生活,于成龙是想尽办法,查勘实情险境,奏请豁免钱粮。但对于下属官员,额外征赋,加收火耗,侵蚀赈济,勒索灾款,他绝不姑息,请求革职治罪。

  作为地方首长,于成龙公正弹劾不法官员,讲究方式方法,“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据道府揭报,察其已深者,参劾以示惩创”。

  针对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舞弊之风盛行,许多贫苦士子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曾亲历科场腐败的于成龙,专门行文,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无疑为出身寒门的书生报国,提供了一个公正平等的竞飞平台。

  于成龙管理不同地方、担任各种职务,都没有拿着廉政建设的大旗武断从事,而是及时以一种制度化的公文约定,来有效监督权力行使和遏止腐败发生。

  作为清代杰出的廉吏能臣,于成龙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启了弊革风清的时代风尚。他绝不会想到身后330多年,一个现代中国还会以多种艺术形式,来传播、传颂和传承他的廉政事迹。后人用残存史料,复活已消逝往事,为的就是以其所成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精神,来激励新时代廉政建设以古为镜、优于古人。

 

大度和简朴

  于成龙为民执政,慎终如始地讲究“天理良心”。而对于已从政的优秀下属,他尽显大度,反对论资排辈,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那不利于吏治建设,容易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他以“品行卓越,才具优长”作为标准,积极上疏举荐人才。史称“小于成龙”的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后来成为一代治河名臣;江苏布政使丁思孔后来总督湖广、云贵,卓有政绩,死于任上……一批有作为的清廉官吏,受到康熙帝的重用,都与于成龙的无私荐举有着很大的关系。康熙帝南巡江宁时,曾叮嘱小于成龙多向老于成龙学习。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入觐清圣祖,获赞:“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虽然官职品级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于成龙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无论是知县知州,还是巡抚总督,总是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总督衙门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不纳小妾,结发妻子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在做苦行僧,不通人情,但他在当时政局维稳压力沉重、军事冲突不断的情势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却给或小或大的辖区百姓和社会带来了稳定和清明,也必然会影响着其他地区甚至整个国家走向祥和、安宁和富足。

  某日,康熙帝对日讲官说,于成龙起家边地外官,就以廉明著称。就是做到了京郊巡抚,也是更加清正。亲朋好友相托,他一律严拒;下属亲友送礼,他分文不取。当康熙帝获悉他自己家计艰苦时,特地从内库专门拨发一千两白银,并将自己的御马一匹,嘉奖于成龙。

  于成龙升任江南江西总督,身体力行,简朴清明,全身心地教化民风,几个月后,江南民风蔚然一新。他刚直廉正,却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故而社会上曾起一些流言蜚语,又加之他不投权相明珠所好,故而弹劾于成龙衰迈昏聩、为人蒙蔽的奏章,送到了康熙帝案头。但是,康熙帝知任成龙,不为诽谤词所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兼署两巡抚任上,终年68岁。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像祭祀。康熙帝闻讯后,说:“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死后,康熙帝赏赐公祭安葬的礼遇,谥号清端,契合于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品行。内阁学士锡住勘察海疆回到京城,康熙帝询问于成龙为官情况,锡住回奏说他清廉如初。康熙帝感叹不已:于成龙在直隶任上居官甚好,我特简任其到江南作总督,有人说他改变了朴素之风,等他死后,才知道他始终很廉洁,被百姓称赞。大概因为秉性梗直,那些不肖之徒带着私仇以谗言陷害他,才编造出这样的话罢了。当官像于成龙一样的人,能有几个呀?

  康熙帝在赞誉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时,还专门写诗礼赞,其中有“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江山见甘棠,遗爱与人说”。这,既是对一个治世廉吏的赞赏,也是对一个良臣镜鉴的称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传承中华文化,是古为今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人们再次通过史料、传说或电视剧,重温古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佳话轶事时,自然会发现,一种社会正能量可以持久地振奋更长的历史。

 

(《新湘评论》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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