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恶化，直接的后果，威胁着所有的人，尤其首先威胁的是当地人。中国环境恶化首先威胁的是中国人自己。
因此，我们在正视环境责任时，首先要明白，中国的环境恶化，受苦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受难的是中国的土地，受灾的是中国的生态。在中国环境恶化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穷人。
没有人能躲得开环境恶化的后果。环境改善不应该源于任何外来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的动力。
许多企业排污时，以为把污水排到墙外，排到大自然，排到江河湖海的隐秘处，排到其他人排的污水里，就不会再“反诸己身”了，就不会再招来明确的环境责任指认了。却不知，环境恶化的恶果是会从高高的天上，像沙尘一样，均匀地撒落到每个人头上的。
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近年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
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温家宝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必要的行政办法”指的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经济政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
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第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国的ＧＤＰ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
个人要承担环境责任，企业要勇于承担环境责任；一个区域政府，也要敢于承担环境责任；而一个国家，就更要敢于承担环境责任。因为恶化的环境，首先威胁的，是本国的人民；而恶化的心灵，威胁的，同样是本国的人民。
潘岳呼吁，构架绿色理念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绿色为导向的市场、社会和政府将构成绿色责任、绿色参与、绿色行政的有机主体，将构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合力。唯其如此，“绿色中国”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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