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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  

张富泉

 

2017-04-19 15:47:10  来源:(201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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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长沙市代表团讨论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强调,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全省人民的长沙。要在国际上找准对照系和坐标点,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断提升长沙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促进形成都市圈。目前全国除了已经确认的京、津、沪、穗、渝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外,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又增设成都。顺应时代大潮,创造长沙国家中心城市,这无疑是世情国情省情民意所决定的战略举措。

 

 

 

现实基础

  习总书记2013年来湘考察时对湖南加快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如何发挥好这“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就是重大举措。

  从理论内涵看。湖南地处“两部过渡带”“两带结合部”,只有将省会长沙建设为国家中心城市,才能最大发挥好“带”“部”中心节点城市的传导辐射带动作用,真正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实践表明,把长沙建设成国家中心城市,就能最大限度发挥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传导作用,更好实现东部沿海城市群辐射带动中西部经济协调互动发展。

  从外延指导看。区位优势即交通物流优势,唯有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才能实现交通物流融合发展,使其区位优势得以发挥。据统计分析,2015年我国物流成本总费用占到GDP16.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湖南地处中部地区享有地距之利,但其物流成本反而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沙虽然作为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和高铁与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大交会口,但其中心城市地位不突出,发展功能不健全,物流交通之利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显然,只有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要求,将长沙打造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交通物流融合发展枢纽中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布局分散、市场与企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和效益效率低即“散、小、低”等问题,实现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降本增效的预期。

  从战略层面看。加紧建设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发挥湖南“一带一部”核心区位优势,呼应“一带一路”全球化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崛起战略,既关系湖南省整体竞争力提升,又关系着全国改革开放发展全局。长江经济带的腾飞,靠的是长三角区“龙头”经济的崛起、成渝城乡统筹区“龙尾”经济的舞活,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在长江中游经济人口集聚地区,加紧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长沙,构成以武汉、长沙为双核的大十字架城市群,实质上就是壮大长江“龙腰”经济。发挥湖南长沙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与传导作用,以东部沿海辐射扩散中西部内地,实现全国范围的全面协调发展。

 

预期与规划

  人口规模预测。根据沿江人口与经济大省均有副省级城市,如杭州、宁波人口和面积合起来差不多占到浙江省30%的份额,依照东洞庭系湘江延伸与长江大交汇的地理特征,依循大河口地带建设美丽城市与绿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实质上就是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在湘江与长江交汇的大河口地带和长沙、岳阳两市现有1300万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在这一地区创建2500万以上人口规模,总面积2.68万平方公里,长江中游地区最大城市群。长沙作为支撑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其人口与经济规模占全省50%以上,即人口规模要到2500万至3000万,才能像广州、深圳那样对全省城镇化具有足够辐射带动力。就国内城市发展而言,长三角之所以成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主要就得益于上海巨城的发育和辐射。如果没有长沙巨城大规模人口集聚,就不可能有全省集约化现代农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湖南的地理特征是平原少而丘岗山地多,尤其是在湘江连接长江大河口的地带,环境优美近水丘岗台地资源十分丰富,加之天下洞庭和滚滚长江,按城市化规律完全可以创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规模的大城市群。

  城市规划定位。立足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长江经济带口岸城市即长沙和岳阳的无缝对接,恪守依山就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唯美前瞻式规划创建组团镶嵌式绿色发展新长沙,使之成为类似G20国际性盛会的新选择与新展示。

  引领美丽巨城建设与绿色发展,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战略家气魄的前瞻式规划。按组团镶嵌式新模块科学规划建设,才能摆脱“摊大饼式城市病”的困扰。美丽杭州美在规划上的“加法”,其前瞻式规划既有效保护了西湖古城,又让钱江新城为G20峰会而出彩。相形之下,值得深刻反思的是同为一片热土,湖南省1983年以来农业综合区划的“市带县”体制一直沿用至今,以致造成城建规划一直赶不上建设发展,带来大拆大建对环境与生态文化毁坏的恶果。因此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需始终强调思想解放与规划先行。

  空间产业布局。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新长沙,需对湘江新区沿“两江一湖三路”(即沿湘江长江东洞庭湖铁、公、水路)创新创业制造业带实行跨行政区合理扩规,实现产城融合发展。这样,在推进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将带来无穷商机和全省空间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双重藕合优化效应。

  具体而言,可依托各功能区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将湘阴界线东洞庭湖以南的长株潭中心“斗状”城区,更好作为行政、科教、金融、服务、商住等人口与企业总部宜居区,主要布局机械、电子、医药、先进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物联网经济、文化产业与服务业等冷处理产业与绿色经济,促使该区域成为新的产业和人口集聚区。湘阴界线以北岳阳县和汨罗滨湖示范区即洞庭湖曹溪港、虞公庙港一带,则可依托循环工业园发展有色冶炼、钢铁、非金属矿产品加工等,重点布局热处理产业与循环经济;而跨洞庭湖的长江岸线特别是岳阳云溪区和城陵矶等“北极星”示范区一带,则可建成石化、造纸、煤电核电能源产业等重化工生产基地。比如,对长炼和巴陵石化一类大型企业,完全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布局,采取生产基地与总研加基地分置模式,将原油最初加工基地置于岳阳长江港岸大进出、大水耗的大环境容量区,而将总研加及生活基地迁建到长沙中心城区宜居区。那么企业原有生活区则可用来扩大原料生产,若此即使把石油处理由现760万吨/年扩大到湖南市场需求量1800万吨/年规模,并配套增加200万吨/年芳烃项目,也用不着新增项目建设用地。这样做到产城融合双扩双赢发展,将使湖南省工业增加值和税收实现翻番,并使中心城市增加数十万研发和工业高技能人才等。

  由此可见,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与开放崛起的确有个渐进的过程,概言之其发展需经历长株潭演进的“三部曲”:最初是启动长株潭一体化及省府南迁带动长沙南边的扩展;接着是“3+5城市群带动全省现代交通网的规划与建设等;“第三部曲”才是进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新长沙的高潮期,最终形成综合承载力大、辐射作用力强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城市群。

 

方式与路径

  伟大时代造就伟大的工程。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作为推动全球经济的两大动能,在长江穿过东洞庭与湘江交汇的大河口地带,创建中国中部地区具有二三千万人口规模的新兴巨城——国家中心城市长沙大都市,必然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增添强大新动能。

  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必须从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高度,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改革思想,着重把握好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提法、新举措。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等,这就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生产关系及方针政策的新的调整与适应。湖南省两型办、湘江新区等改革开放区试验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结合省情民意深刻领会和把握好这一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窗口期,从根本上摆脱思维惯性束缚,坚决克服做太平官“不当头、瞅上头”的懒政狡政庸政行为,切实强化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担当精神和使命感。

  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要按照中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适当调整城市群内行政区划”文件的要求,一方面,根据当前深化改革需要与现有政策条件,可将湘江新区的规划提升与构建“两江一湖三路”创新创业制造业带,整合长沙金霞保税区、黄花综合保税区和岳阳城陵矶保税区等“两型片区”和实现长沙、岳阳保税区与水、陆、空口岸开放全覆盖,争取连片提升设立为“中国中部自贸区”等政策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实现岳长回归创建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在组织措施上,依据省委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实施意见》“建立跨行政区的湘江新区”的要求,将长沙望城区的河东五镇连接湘阴、汩罗的两型片区,设立为“湘江新区两型开放崛起试验区”。同时,借鉴沿海省份以行政会议中心建设带动开放开发和招商引资的成功经验,亦可考虑采取新区主导企业运作开发的方式,选择在紧靠东洞庭的茶亭、樟树、金龙一带建设省治或市行政会议中心,以利提高办事效率,并带动该区域乃至整个长沙岳阳地区的全面开放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根据湖南省“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长沙与长江经济带口岸城市岳阳相对接、建设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大枢纽中心等现实需要,借鉴外地经验,统筹长沙岳阳两市区划设置调整方案,以顺应长沙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要。

 

(《新湘评论》201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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